《名城话廉》栏目，通过梳理中国繁星璀璨的城市，挖掘文化名城的人物事迹、文物遗存、文献书籍等，讲述中国城市廉洁故事，展现我们民族所蕴含的清正廉洁、明德至善的文化精神。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建设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
碑之警 纵饮贪泉不易心
羊城话廉，始言“贪泉”。
熟悉中国古诗词的人，对“贪泉”这个典故都不陌生。1300多年前，初唐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就有“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的骈句；四百年后，大诗人苏轼也有“岚熏瘴染却敷腴，笑饮贪泉独继吴”之诗出……
千古而下，文人们抒发的是一种志节：纵然饮了传说能诱人贪欲的泉水，也操守不移。
那么，“贪泉”在哪里？苏东坡所谓“独继吴”的“吴”，又是指谁？——属于广州的廉脉，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广州是两千多年来通商不辍的唯一口岸，故有“千年商都”之誉。城北的石门地方，古代处于经西江和北江南下的交通要冲，是官员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处。东晋时期，那里便有一处“贪泉”为人所知。传说饮此泉水能致人贪婪，之前已有几位刺史“中招”……史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今天看来，与其说古人真相信那泉水有“化神奇为腐朽”的力量，倒不如说，这是对南下为官者的某种警示。
公元402年，为革除岭南弊政，东晋任命素以清廉著称的吴隐之担任龙骧将军、广州刺史。轮到吴刺史途经石门，他可不信“贪泉”的邪，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竟亲手捧酌、畅饮。临行前，他还以不变节的古人伯夷、叔齐自勉，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纵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果然，吴隐之在任上清廉自持，不置私产。身处财富遍地的广州，他却“清苦同于贫庶”，吃的是粗米、蔬菜和干鱼，所有涉公的帷帐、器服都交由国家府库登记入账，不作私存。甚至在离任的官舟上，他发现夫人携来留念的一块沉香扇坠，也愤而投其水中，永留南粤……故当地江滨至今仍流传着“沉香浦”的地名。吴刺史带动了广州官场的风气日渐淳朴，不仅晋安帝褒扬其“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他也成为后世传扬的廉吏典范入史、入诗。
“贪泉”位于今日的白云区石井镇庆丰村，虽泉井已湮没，所幸原处还有明万历年间右布政使李凤所立的“贪泉”碑，吴隐之的那首诗作也被一并镌刻其上。1963年，人们另行复制同款石碑留在原地，将古碑恭敬地请入了市博物馆镇海楼碑廊，至今观者络绎，交口传诵。
诚然，贸易发达、商贾云集，虽可能是“贪”的诱因，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终究还是归于其对“不易心”的践诺。吴隐之的清节操守，不仅影响了他的后世子孙，更成为历代廉士效法的楷模。
史称“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货语》中，就专门以吴隐之为首，一口气罗列了王琨、张田、卢钧、余靖等九位南来任职广州的廉吏，称其为“清廉自爱之君子”。例如唐宪宗时来了岭南节度使孔戣，他取消了有向外商“索贿”之嫌的“下碇税”“阅货宴”，而且一改以往海商亡故后，留下的货物三月内无家人认领即充官库的严苛规定，下令不限时月，只要有人核实身份来认领，遗货都应归还商家。千百年后再回味，我们仍能感到那么真切的清润与温情。
中山纪念堂
宅之怀 无以财货杀子孙
再将目光转到广州城内的越秀地方，朝天路崔府街一处大宅。时光指向宋理宗年间，这时，南宋名臣崔与之已年过古稀，告老还乡在此地建起“晚节堂”也已数载。
作为岭南士子自太学考取进士的第一人，崔与之的经历颇为传奇。他以文官入仕，历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计47年，一生为官清廉，宦游桂、琼、徽、浙、川多地，外拒金人、内立军政，当得起是回翔文武。
崔与之晚年自号“菊坡先生”，以读书种菊自娱，全其晚节。未料1235年却逢广州摧锋军叛乱，杀声动地而来。宋理宗只得请78岁高龄的崔与之出山，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领导平乱。崔府街上的“晚节堂”，再度肩负社稷之重。
经过大半年的部署、周旋，崔与之甚至亲自乘着肩舆登城劝降，一场震惊朝野的叛乱终得平息。可随后，崔与之却将他六个月所得薪俸、大米全部交回官库，分文不收。宋理宗想借此擢升他为礼部尚书、右丞相，七次下诏，他连续十三次上疏力辞。朝廷要予以丞相级的退休俸禄，他也坚拒。残年中，崔与之念念不忘的还是“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直至1239年他去世前，还示诸家人：“不许作佛事，子侄俱不得求官阶。”
在显与隐、仕与学之间，崔与之真正做到了自己所奉行的座右铭：“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在崔与之的出生地——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坑背乡崔屋村，还有保存完好的清代崔太师祠，简易的三进院落四合院，虽非雕梁画栋，却也长久地引人驻足流连。
崔与之一生荐才为公、从不结党，即使对自己的外甥也不肯循例举荐，但他的清廉刚正却其道不孤，随“菊坡学派”弟子、门人的作为而传承。能臣李昴英是崔氏最重要的传人：论文韬，他是岭南宋代的第一位探花；论武略，他数次上疏抗金谋略，并在崔与之广州平乱之时，在叛军围城之际，命人用绳子将自己吊出城外，亲入敌营劝降。李昴英为官廉直不阿，一生三仕三隐，直谏名满天下，以至于宋理宗都感喟：“李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
岭海之地颇以务实、经济为要，崔与之等“菊坡师生”强调事功，经世致用，与南宋后期中原盛行的理学实异其趣。于晚年时，他们转而清苦自守，淡声华而薄名利，不以显贵为意，又下启有明一代大儒陈白沙与“江门学派”，令岭南文化的底色愈加丰厚。
石之思 清谨奉公志高洁
2019年5月1日，位于广州市中心越华路116号的一座青砖旧祠堂——杨匏安旧居，经修缮后对公众正式开放。
3月时，文博工作者在祠堂门前的小道下方50厘米处，发掘出了一批老麻石，确认是清代初建时的旧物。他们小心地调整拼合，将这35块麻石重又铺到门前路面的正中，并以细细铜线框定，提醒来者。
党员同志到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旧址开展支部活动
故石如有灵，它们一定记得，在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的那些岁月——陈独秀曾踏入这间两进的小祠堂探访，瞿秋白在这里写作、还教唱过《国际歌》，刘少奇前来报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周恩来、邓颖超、陈延年、阮啸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经常来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和活动……
故石如有思忆，最难忘的还是这位杨家子弟——1918年，杨匏安迁入珠海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的祠堂寓所，一住十年，为年轻的中共广东区委撑起了一个重要据点。清贫且繁忙的岁月中，他不仅是为七口之家忙于生计的中学老师和报纸撰稿人，而且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活动家和监察工作者。
中共三大之后，国共合作开始，杨匏安受委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后又转为代理部长、部长。身居要职数年，他一度每月有三百大洋薪俸，可是除了必要的生活费外，全数上交给党组织，没有任何私人积蓄。对于有意求官的亲戚朋友，杨匏安也从不徇私。不明来路的馈赠，即使小到一盒月饼，他也是要想方设法退回。
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建议拿出一部分费用，奖励包括杨匏安在内有重要贡献的人员，他作为经费掌管者，断然拒绝了。一次，委员会在杨家祠堂给罢工工人发放捐款，麻袋里遗落出一个两毛钱的硬币，被孩子们捡来玩耍。杨匏安发觉后，郑重地拾起，告诉他们：“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毫都不能占用。”多年后在延安，周恩来同志还对杨匏安的次子说：“你的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上世纪20年代，广州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保育着新兴的共产主义者。杨家祠堂里这一群活跃的年轻共产党人，本着救国救民的初心，不仅清谨奉公、廉洁自守，更走上了探索开创严明党纪、捍卫党纪的制度之路，为英雄城广州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风不息，珠水源源。千年以来，古老羊城蕴涵的廉洁精神应和着岭南文化的脉动，从未间断。九万里风鹏正举，而今，海上丝路起锚之地的广州，又站在了推进构筑“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新的历史起点上。绵延着浩浩廉脉的千载商都，随着世纪远航再一次走向环球交融。时至势已成，未来大可期。
旧址纪事
中共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诞生记
广州市文明路194号，是一座四间相连、砖木结构的三层骑楼建筑，曾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管东渠”。1925年，这里诞生了中共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
“管东渠”，是1922年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时使用的代号。当时党的组织没有公开，于是由早期共产党人黄居仁以富商公子身份租下这一骑楼二、三层，并以“广东区”的粤语谐音“管东渠”向警察局登记。那时，“管东渠”楼下，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凉茶铺、修鞋铺和杂货铺，居于此间十分隐蔽。
上世纪20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壮怀激烈的年代。随着国共合作在广东的确立，共产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到党内，不良现象也开始出现。此时，“管东渠”以严明的纪律坚决纠正党内违纪现象，以确保党组织的先进与纯洁。此外，时任“管东渠”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均为旅欧回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外政党与政府监察制度较为熟悉。于是1925年，广东区委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在“管东渠”成立，由林伟民担任书记，杨匏安、梁桂华担任副书记。
就在“管东渠”二楼的办公房间内，初生的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很快迎来了它的第一场考验：省港大罢工的经费管理。自1925年6开始，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省港大罢工在一年内募集到的经费就高达490万元（粤币，当时广东政府通用货币）。为确保经费使用的公开透明，区委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多重监督机制：成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成立罢工工人纠察队，防止工人内部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利用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刊对所属各机构进行舆论监督。据统计，罢工期间，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撤职、查办和惩戒舞弊的决议共46项，整顿纪律的决议80项。这些行之有效的监督举措，有力保障了罢工的顺利进行，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也因此赢得了粤港两地工人及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
